朱法鹏：一个国画家的“天命”反思

  口述/朱法鹏    整理/王松兴

    我生于1958年，至“知天命”之年尚有之秋，恰在此时，出版社要出一本关于画家的书，除刊登作品外，要求每人还要详细写一下自己。细想来，觉得此事不能应付，这是我的一个机遇，尽管名不副实，别人还称我是个画家，无论画好画糟，画画注定是我这辈子做的一件事，而恰“在知天命”之际要我写自己，恰到好时。写什么？实话实说，我想还是顺着时间顺序排开来，看一看年轮的记忆准确些。一直想了一周，才觉得有些少许慰籍，而更多的是反思。二者的联系可能就是我的年轮记忆。
第一、 寒雨带我走进绘画天地
     我出生在河南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太康县，这里的孩子几乎全是伴着饥饿长大成人的。而我的童年相比其他孩子好多了。兄弟姐妹九人，我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重男轻女”的观念使得父母对这个长子尤为优待，好吃好穿的都落在我头上倒没感到饥饿寒冷，可精神饥饿始终伴随着我的梦幻少年。我的太爷是民国最后年代的一任县长，爷爷的父亲也识文断字，说不上书香门第，可也笼罩有“学而优则仕”的气氛。我记得，家中书有几箱子，笔墨纸砚齐全，且有虫蛀的字画，可惜“文革”中毁掉了。父亲几乎是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我一人身上，尚未上学，他就教我识字、写字。姐姐弟妹们可以玩，而我整天里读书、写字、学算数，可我除了对读书稍有兴趣外，最大的兴趣是看连环画，并仿照连环画上面的画面进行临摹。父亲就不高兴，一边说着“玩物丧志”、“书中自有黄金屋”，一边打我的屁股，可我非但没听，还总偷偷地把画翻出来看，有两次弄坏了，屁股也被打肿了。可“恶习”不改，父亲让描红，他稍不留神，我就弃书换画，似乎一见画就兴奋，总有看不尽的饥饿感。
     8岁上学了，老师发了作业本子，作业没写完，要剩有半张纸，我就画了人头像，并注上我的同桌王世永小朋友的名字，最终遭到老师一顿喝斥。尽管流了泪，可我心里很兴奋：因为，这是我上学后的第一幅作品。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进行，课本没有了，整天学“毛主席语录”，背诵“毛主席诗词”，或者参加批判牛鬼蛇神大会。但我很高兴：“上课少了，我画画有时间了”。看了街上大字报、漫画，照着描，看了斗牛鬼蛇神后，想着画，慢慢地，形象组合就比较准确了。
    春寒二月的一天早晨，淅淅沥沥的毛毛雨下着，我去上学，雨越下越大，我跌跌爬爬到了河边桥下躲雨，一直下了一个多小时，去学校迟到挨训，回家吧，父母喝斥。我呆呆坐着望着前面的河流，雨后的天空，灰灰中透出一曦亮光，随风拂摆的柳条上已有尖尖的嫩芽，小鱼跃出水面腾跳，几只紫燕掠着水面嬉戏。我想起父亲教的诗句“细水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兴奋不已，掏出作文本画了起来，结局，语文老师训斥一顿，美术老师则表扬“此画颇有诗情画意”。画是画，咋有诗情？画有意，画意是什么，在哪里？问老师，老师讲了，我还是不懂，但这毕竟是“诗情画意”的概念第一次进入我的脑海。从此后，它诱惑我一点一点，一层一层不断地去思索，去体味。是寒雨带我走进了绘画的艺术天地。
第二、“文革”的现实情感意识
    上初中是1972年，“文革”的影子仍然在学校浮现，黑板报上的大批判稿子要配插图，五一、五四、七一、国庆、元旦要出特刊，批判“右倾翻案风”、“反潮流”，歌颂大好形势，“三忠于，四无限”于伟大领袖等要配插图，当然都有我的手笔。但我觉得画画不如人家的文章明了深刻，自渐形秽，要想弃画写文。班主任老师倒说：“画和文章的实质是一样的，文章是叙述思想情感，图画则是表现思想情感，你要带着思想情感去表现现实生活画面，作用的感染力不比文章差。”这是“思想情感”表现现实，‘感染力’的概念开始进入我的思想意识，明白了“画画是表现现实，美化生活”。所以，绘画时，像写文章那样，提炼主题，确立表现方式。可惜那时学校没有直接的高考，上大学都是“工农兵”学员，并且要靠推荐，所以纵有上美术学院的愿望，心里却没有一点希望，空落落的，还带有一丝烦恼。
第三、《潘天寿画集》引我入门槛
    一天到晚画漫画和插图，由形到形，由像到像，久而久之，还是在原地的水平，看来看去还是老样子。突然有一天晚上，我的同桌好友李峰把我约到校园外的红薯地，悄悄地说：“画家，给你件宝贝。”说着，递给我一本书。翻开一看，喜出望外，原来是本《潘天寿画集》。这一夜，我激动地彻夜未眠，在灯光下一遍又一遍地翻了一夜，从此后，这本画册伴我走过高中，伴我度过了二年“民办教师”的教书生涯，伴我走进了美术学院。从这本画册里，潘天寿的漫画使我在懵懵懂懂中，似乎悟出了一点什么是具象，什么是抽象的感觉，这本画册是我考入美术学院的基石。正是对这本画册的临摹，引导我到自然中去，到生活中去，从事物观察到与画册之画的对比中，不自觉地体会“形、象、质与情、景、意”的关系，才使我比较顺利地考进了美术学院。而最重要的是，这本画册萌发了我对绘画的“表现”意念，而又诱发我坚定地在大写意之路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的信心。
第四、民族文化思想影响我弃西择中
    豫东虽是穷乡僻壤，但民族传统文化的沉淀则是异常丰富。方圆几百里内，有太昊陵、伏羲台、老子故里，刘邦斩蛇的硭荡山，更有宋都开封，距离楚之国都彭城不远。从汉到明，这里的民族文化一脉相承，没有断层，历史上无论是英雄霸王还是文人骚客代代有传，典籍列列有记，尚有历历在目的遗迹，殿堂、亭台、楼阁、庙宇、寺院古迹遍布，历代书画、壁画、画像石、陶瓷、碑刻等文化征象亦不乏有。民族文化思想的博大精深，文化形式的五彩缤纷，文化精神的阳刚朴茂，就是在这个时期一点一点地在我心灵中沉积下来的，但只是沉寂而已，而不能理出系统的条理来，但它毕竟成为我固守的思想观念之领域。
    中学毕业后，因不能直接考大学，我被母校聘请为美术教师，然而上美术学院的信念没减，决心边教书边复习文化课，边绘画，下决心为迈进美术高等学府深造作准备。教书刚两年，一家美术工艺厂招美工，我觉得这是难得的实践机会，毅然辞去教师职务，当了一名美工。这使我选择空间更大了，除完成工作任务，业余时间，请乡邻做模特画肖像，练下了素描的基本功，为新房画装饰画练线条力度，外出写生，体察情景交融的感受。这段时间，是我基本功训练最有条件的时期，且初步掌握感受生活的诀窍，对绘画理论与实践的转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美术学院，原想自己平平无望，倒是绘画专业课以较大的优势将我扶进向往已久的艺术高等学府。从此，对“美术”的认识、表现手段乃至走什么样的路，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质的飞跃。在美院，我学的是油画专业，在它与中国画的对比中，我更加清晰、深刻地明确了中国画理念与西画分野的界点，表现方式区别的共性与个性，手法技巧的取舍与融会。由此，不仅仅是今后在这一动力下，促使我坚定走中国画创作道路的信心，而且，在作品中对西画技艺的吸纳也成为我的风格因素之一。现在想来，倒是真得感谢上天歪打正着的安排。
    西安美院毕业后，我一直在动荡中为生计画画、办展。在困惑中思考走一条什么样的路。1985年到深圳画院工作，1992年在香港艺术中心办了个人画展，后来，有幸认识了北京的画商戴凤文先生，它使我的作品走进市场，稳定了生活，也为作画创造了物质的保证条件。到1997年，随着儿女考入大学，决定到郑州发展，先住豫园村宾馆，宾馆经理免费提供住宿和画室，使我有了良好的创作条件。这期间的作品风格，受制于西画的理念、技法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感情的居多，在中国画与西画技法的融合问题上困惑很多，摆脱不了色彩、板块的制约，而在中国画笔墨、线条的感觉与表现上，往往与世隔绝 西画冲突，并且由于受“现代派”思潮的影响，不时地带来烦恼。这时的作品，相当一些实多意薄，色多墨少，块艳线弱，说实话就是脱不了俗，境界也不高，中国画的本体理念显得不够充分，这是我的又一次困惑。画传统？画现代？对西画优势如何接受？传统意识和现代情感如何融合？一系列的问题使我头疼。但路是要走的，下决心选一条适合我自己的道路！思考这个问题时，儿时家乡文化的景象时常浮现出来，每当这时，对故乡的人文、风尚、俗情就不由自主地处于眷恋的情绪氛围中，而西画在脑子浮现时，只是感觉到画的具象技法，对其文化的感觉几乎没有！这时明白了，我的根在东方的土地上，血管里流淌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液，精神上是对祖先的遗留基因的寄托。我只是学了西画，而非西方文化的儿子，而艺术是依靠民族文化沃土才根深叶茂的。对艺术的理解和创造，是必须依赖本体文化特性特质的。这时，我明白了，地球上的文化尽管是共生的，有一个时间的范畴，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地域的范畴，“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否则，何谓东西方文化之分！豁然开朗，自此我下定了决心：走一条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中国绘画本体性风格的、适当合理接受西方技法的绘画之路。
第五、面对成绩的思考
    在创作道路方向明确后，我一改过去创作的踌躇行为，坚守中国画的创作原则，先从认识、理解、摸索传统绘画理论入手，读书聚神，临摹会意，采风体察，写生揣摩，从中国画人物史中找范本，全面领会，侧重选择了“八大山人”石涛、齐白石、潘天寿的表现风格，进行了大量的临摹，将写生与创作融为一体思考、实践，初步走出了一条以大写意为主调的创作之路。这个决心是1996年下半年下定的。
    1998年我的第一本画集《当代中国画家精品库 朱法鹏卷》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刘大为对画册给于了“熔铸古今，师法自然”、“笔情墨趣”的评价。这个评价使我更加坚定了走自己所选道路的决心。1999年策划了由中国美协主办的“鑫光杯” 迎澳门回归中国画精品展；2000年策划了新世纪全国中国书画精品大展和亚亨杯全国绘画展；2003年组建了河南东方画院，任画院院长。
     在近十年里我先后在中国美术馆、河南博物院以及香港、新加坡、日本富岛等地区举办了个人画展。部分作品在全国性的画展中获奖。其中《瑞雪》参加在珠海举办的第九届手指画精品展，获金奖；《百鲤争跃迎回归》参加迎香港回归中国画精品展，获二等奖，并刊登在香港《文汇报》；《林间》参加中国美协主办的“中亨杯”全国书画精品展，获优秀奖，入编《“中亨杯”全国书画大展精品集》；《松林深处》参加“中日水墨画交流，北京——东京画展”（中国美协、日本水墨画交流协会主办），入编《中国——日本水墨画交流展画集》；《松鹤图》参加中国美协主办的“鑫光杯” 迎澳门回归中国画精品展，获铜奖，入编《迎澳门回归中国画精品画集》；《鹤乡所见》参加中国美协主办的《新世纪中国画精品展》，获铜奖；《鹤影》参加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全国美术展，获铜奖；《娴静》参加全国首届人权书画笔会，被中央新闻办评为一等奖。《仙风》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外交部联合主办的中国现代水墨画赴法国交流展。另有部分作品被有关部门收藏：《鱼乐图》被中国教育部收藏；《九如图》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收藏；《长寿》被毛主席纪念堂收藏。近两年，作品多次发表于美术专业杂志及报刊，并签约美国华图斯艺术画廊、日本富岛中国名家画廊。艺术简历已编入《中国美术家名录》。被批准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面对这些荣誉，我深深的反思，是光环，是荣誉？乍看是，实非也，很有可能是一种包袱。因为它只能说是成绩，而不能是成功！作为我个人，只是我的痕迹，绝非历史。作品是我个人的水平，但绝不是“文化艺术”的境界。至多，这些成绩只是我走下去的条件。我觉得，这是我反思中最重要的一点。
    中国绘画走了几千年，历代大家数不胜数，单说目前就多如牛毛，从事这一职业者，历代都有思考、创作和表现，谁不想在前人的精华上添自己一笔色彩呢？数千年来，其表现的内涵、方式方法，该想到的怕是都想到了，要突破一点，的确是千难万难的。但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数千年来，绘画一直是在继承中发展，这是历史的作用，民族的文化只要在时代中发展，作为反映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国绘画就不可能停下来。任何艺术，只能是特定时代的艺术，传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座承前启后的桥梁，过桥，只能靠这个时代的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时代的人只能是这个时代的，他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历史空间中，那么，其思想观念、意识情感只能是现实历史的反映。所以，给我们当代画家的历史课题是，只要是创造，在继承传统中，就必须把时代意识放在中心的位置，这才有创造的基础和依据。
    尽管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是，关键是对“时代意识”的准确体察、认知和准确把握的积极实践。这一点，我是个弱者，历史知识不够系统，绘画理论不够雄厚，表现技艺不够精到，况且悟性不高，是我继续向前走的羁绊。比如，对“民族文化精神为中国画表现意境的根本”、“笔墨自身的本体性既是中国画的特质，又是中国画表现的内容”小写意与大写意的分界度把握的要素等这些中国画应把握的基本问题，而又是关于作品生命和艺术境界的问题，如何在新时代条件下正确认识、理解、把握这些，是我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对浩瀚如海的笔墨内容、形式、技法技艺，我能理出多少自己的感受，练出自己的能力，却心中无数。我担心会失去信心，但愿今后的路有了名师指点，同道开化，欣赏者判批，这将又是一次机遇，得天赐之福。
    目前，只能诚惶诚恐地摸索着走下去，这就是我的反思。

朱法鹏，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河南省美协理事，河南东方画院院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河南省政协特邀委员，中国手指画研究会副会长以及美国华图斯艺术画廊、日本富岛中国名家画廊签约画家、嘉德在线加盟画家，出版有《朱法鹏画集》等，艺术简历已编入《中国美术家名录》和《河南省书画名家志》。
1997年作品《百鲤争跃迎回归》在香港回归中国画精品展中荣获二等奖，发表于《文汇报》；1998年《鹤祥图》（指画）在全国第十届美展中荣获金奖，并入编《中国指墨》；1999年《松鹤图》在“鑫光杯”迎澳门回归中国画精品展中荣获铜奖，并入编《迎澳门回归中国画精品画集》；2000年“新世纪全国中国画大展”国画《鹤》荣获铜奖，同年，国画《仙风》应邀中国现代水墨画赴法国交流展；2002年5月《鹤影》参加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荣获铜奖；2004年3月6日，应马来西亚艺术学院院长钟正山先生邀请，赴马来西亚举办画展，同时被聘为国际现代水墨画联盟副会长；2006年3月22日，作品《双鹤图》被国家博物馆收藏；2007年2月，作品入选《荣宝斋》并收藏展出……

朱法鹏作品欣赏：

鹤

鱼

转自《中国新闻导刊》2009年9月